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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似仙、欧阳冲、韩阿狗三人是差不多同时间段被派出所民警传唤的。传唤虽由派出所出面,正式跟他们谈线专班”的侦查员----由于案件的保密性质,别说派出所警察了,就是县局刑队的侦查员都自觉回避。
和三人的谈话是同时分别进行的,半小后,汪似仙和欧阳冲的嫌疑都被排除,这二位没有作案时间,再说家里也没有黄豆能够给大家提供案犯。
跟韩阿狗的谈话就有点儿意思了。龙显然掏出香烟,在场四人每人点了一支,剩下的都递给了老韩,烈士家属嘛,总要反映出来照顾,老韩很满意。
龙显然顺势就问到了每月配给下来的五斤黄豆的去向:“坊间有反映,说您最近出售的零食品种不少,但黄豆制作的好像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
却说昨天半夜时分,老韩刚刚忙完第二天一早出摊销售的零食制作,一阵引擎声响由远及近,在家门口戛然而止,然后就有人敲门了。扣上锅盖去应门,来者却是邮电局送电报的邮差,但不是平时在街头偶尔瞥见的那个小伙子,而是一个三十六七岁的中年男子。
那邮差说:“大叔,我不是来送电报的,家里有孩子,买您的成品我买不了多少,我来点原料,粮食,卖给我一点?”
听到孩子,老韩善心大发,拿了个做买卖时给顾客装零食的小纸袋抓了几小把黄豆放进去,叮嘱对方,“我不卖粮食,这个能给孩子磨点豆浆,不要钱。”
老韩点头:“肯定没错!人家身上穿的、头上戴的、手上套的、胯下骑的,就是邮局送报疑的全套行头嘛!那辆摩托,咱番禺全县就这么辆,还有假的?退一万步说,就算那人是假的,跟咱这做小生意的又有啥关系呢?不就给了他几小把黄豆嘛!”
瞧他那副神态以及说话的语气,不像是胡编乱造。不过,有一点侦查员还需要问清楚:“那人说话哪里口音?”
老韩解释:“他那口广东话,似是广州城区的口音,但我一听就知道他不是广东人,肯定是来广东后学的----说得的确挺流利的,可还算不上纯正,有的字听着不准。不过,作为外埠人来说,能把粤语说到这份儿上,应该算是不错了。”说着,他眨了眨眼睛,仿佛突然醒悟,“哎,不对呀,您三位首长盯着我问这个算咋回事?去邮电局找他聊几句不就清楚了嘛!”
老韩离开后,侦查员对此进行了讨论。大伙儿认为,跟老韩谈话的最大收获,就是这一个冒牌送报员的广东话被老韩听出不纯正,看来并非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但因其显而易见的广州市区音,推测这家伙在广州生活过一段时间。这“段”,应该不少于一两年----外埠人能够把粤语学到被老韩这样的正宗老广东认为“流利”程度,没有一两年时间是很难做到的。
之前专案组判断“鬼佬”大盗在番禺有同伙,但跟韩阿狗等三人接触下来,全部排除了们的同伙嫌疑,看来这个推测并不准确。那么就有了另一种可能:“鬼佬”大盗本人曾在番禺生活过一段时间。联想到他那把作案用的美制行员匕首,以及其刻意隐瞒自己指纹之举,就必须想到两点(1)可能原来被警察局处理过;(2)可能曾经在特务机关供职过。
侦查员麦逾说:“那个韶关监狱的特务丁某以前不是曾在番禺的军统局驻侨乡小组’待过吗?可惜这家伙越狱逃跑了,否则咱们倒是可以去找他调查一下。
一语提醒了龙显然:“哎!我们大家可以去省厅的档案室查查,那里也许保存着军统局驻侨乡小组’的材料!”
龙显然随即作出安排,他和侦查员辛震远留守番禺,其余侦查员由副组长景声浩带队前往广东省公安厅的“老档案库”。
所谓的“老档案库”设在沙面,是一幢独立的三层小洋楼。早年曾是英国商人沙勃特的住宅,后来沙勃特因中风导致半身不遂,生意做不成了,遂把公司关了房子卖掉,回国养病去了,接手小洋楼的下家是从南洋回国的华侨郝先生,他们一家在那里一住十年。待到全面抗战爆发日寇逼近广州,郝先生举家去了东南亚。小洋楼波日军霸占,成了宪兵司令部的档案库房。抗战胜利后,政府将小洋楼作为敌产没收。抗战期间,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也历经战火,郝氏全家不知所踪,因而小洋楼没收也就没收了,无人向政府讨说法。
不过,据坊间传说,自从英商沙勃特一家离开后,小洋楼屡屡发生“闹鬼”事件,说得活灵活现。广州市警察局接收小洋楼后,原打算辟为单身警官宿舍的,就因“闹鬼”传说而罢休,和日本人的解决方法一样,依然把小洋楼作为档案库房使用。
广州解放后,小洋楼由广东省公安厅接管原封不动保持原状,派了一批大学生去整理旧档案,接着成立档案室,作为秘书处下面的一个独立科室。解放七年多以来,“闹鬼”的传闻倒是没有了,但无端发生过几次火警,消防队勘查过观场,没能找出起火原因。好在发现得早,没有过大损失。不巧的是,就在广交会开幕那一天前夜,老档案库再次发生火警。这次不同以往,发现不及时,烧掉了不少来不及清理的旧档案,还险些把房屋引燃酿成火灾。
专案组副组长景声浩去省厅开查阅单时闻知此情、不由心里一沉,寻思可千万别出什么意外,把我们要查的档案给烧毁了。
一行侦查员到得沙面,景声浩惴惴不安地递上内部查阅单。那时候档案管理都是清一色人工,接待警员一连翻了好几册目录,这才查到有关“军统局驻侨乡小组”档案的存放位置,按铃唤来工作人员引导侦查员前往。看来档案还在,景声浩的心这才放回肚子里。
据该档案卷宗记载,1939年5月,番禺县市桥镇大东路上一家名唤“粤韵雅阁”的饭馆老板钟某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其在香港行医的儿子钟应重赶回番禺操办父亲的丧事。饭馆当然无法再经营了,遂以较低的价格转让给一个名叫魏复祥的广州人。
这个魏复祥据说是三代厨师出身,其父魏庆棠中年时携家小去了上海,在外滩附近开了一家中等规模的粤菜馆子,魏复祥的厨艺是老爸亲传的。魏庆棠有三个儿子,都是他带出来的厨师:还规定他们在三十岁前必须自立,靠祖传厨艺谋生,开店或者打工都可以。魏复祥排行老三,三十岁那年,他谨遵老爸的嘱咐,决定前往广州创业。
魏老爷子不知道的是,他这个小儿子早在1936年初就已秘密加入了由戴笠执掌的“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初创时称“复兴社特务科”,稍后扩展为特务处),此次是遵照“团体”安排,前往广州从事特务情报活动的。根据“军统”高层的谋划,“军统”广州站应在广东两大著名侨乡佛山、番禺各设置一个秘密据点,通过跟当地华侨以及眷属的接触,收集境外情报、发展情报人员。魏复祥在番禺主持的秘密据点代号“B65”,对外以饭馆为掩护,也即他刚刚盘下的“粤韵雅阁”
这家粤菜馆除了老板魏复祥,另有七名特务员工,还在市桥镇当地雇佣了两个女性帮佣(她们并不接触特务工作,属于毫不知情的局外人)。按照“军统”的规矩,除了粤菜馆老板魏复祥使用真名,七名特务员工均使用化名,两个帮佣在档案中则分别被称为“郭氏”、“张氏”
对于侦查员来说,能够查到这一步已经颇感满意了,往下还是要回番禺继续调查,如果“鬼佬”大盗是“粤韵雅阁”的七名特务员工之一,那抓到这家伙就有希望了。
抗战胜利后,“粤韵雅阁”被魏复祥盘给番禺当地人陆曦漫,改为古玩铺;解放后又成为中药店。中药店已公私合营,经理竟还是陆曦漫:也不知他是怎样完成从古玩商到药材商这个跨行业的角色转换的。
4月28日,专案组侦查员登门拜访陆经理交谈之下才知道,这位陆经理居然是自己人。他原先一直在海南岛那边从事地下活动,抗战胜利前半年,因内部出了叛徒,紧急撒退至省城广州。抗战胜利后,被派往番禺建立秘密交通站鬼使神差地从“军统”特务魏复祥手里盘下了“粤韵雅阁”。两人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竟是不共戴天的对头。谈完转让事宜,签了合约,魏复祥还下厨烧了几个菜,请陆曦漫喝了一顿老酒,此事估计组织上也不清楚,反正从未跟他说起过,直到今天专案组找他调查方才知晓,感慨一番是难免的。
专案组长龙显然请老陆聊聊当时他跟魏复祥以及粤菜馆那七名员工见面的情况,毕竟老陆是红色特工,职业素质没的说,只要是他打过交道的人,肯定能留下印象。可是,龙显然失望了。陆曦漫跟魏复祥签约时,粤菜馆事实上已经处于歇业状态,那些伙计都被魏老板打发走了。此刻老陆得知真相,回想下来,方才意识到这家粤菜馆的确反常--饭馆转让尚未签约,老板就把员工都打发走了,哪有这样做事的?但如果是特务组织转移或撤离秘密据点,那就说得通了。
如此,老陆就提供不出有关那七个特务员工的任何情况了。见侦查员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老陆又补充:“粤菜馆的那两个女佣倒还没离开,魏老板说她们是市桥镇上的,用着方便,手脚也勤快,建议我留用。”
龙显然眼睛一亮:“你把她们留下来了?”老陆点头:“当时是留用下来了。其中一个又干了两年,去乡下走亲戚时失足落水溺死了;另一个干到解放后,直到古玩店根据商业局的规划改为中药店,她说闻不惯药材气味,辞职回家了。她叫郭金芳,今年应该有五十来岁了吧,家住镇外陈家桥。她有时到镇上办事路过这边,总会进店跟我打个招呼,说几句闲话。逢年过节家里做了汤圆、粽子,也要给我送一些过来。
侦查员随即去走访郭氏。据郭氏回忆,那个粤菜馆的魏老板待下人还不错,不过性子有点儿冷,整天板着一张脸,很少见到他露出笑容。不单对郭氏和张嫂两个帮佣冷淡,对馆子里的厨子、账房、跑堂都不大搭理,更不许郭氏和张嫂跟他们聊天,说这是他定的店规,所有人都得严守,否则就开革。因此,郭氏并不清楚那七名员工的情况,但他们的名字、个头、相貌,那还是能说得上来的。
这些情况对专案组并无多大帮助。那些特务使用的都是化名,侦查员手头有“佛山大酒店那个奋起反抗打退“鬼佬”大盗的外籍客商罗伯特的笔录,其中描述了“鬼佬”大盗的相貌但时隔十几年,郭氏的碎片化记忆跟罗伯特的描述很难重合。
大伙儿自是失望,龙显然尤自不甘,跟郭继续聊下去,不断予以启发,终于获得了一丁儿可以勉强称作蛛丝马迹的线索:饭馆的跑堂小周,有时还能跟魏老板说上几句闲话。之所以二人的关系比其他人稍显密切,据郭氏分析,大概是他俩都喜欢听粤剧的缘故。晚上饭馆打烊后两人经常钻进后堂那个被称为“老板间”的房间里,关上门,一边喝茶一边听收音机里播的粤剧,有时还听外国广播。外国广播说的自都是洋文(郭氏称之为“鬼佬话”),魏老板不懂“鬼佬话”,小周倒是能听下来,同步翻译给魏老板听。至于内容,郭氏压根儿就没留意过,此刻也就无法复述了
龙显然听着心里一动:难道这个“通晓鬼佬话”的小周,就是眼下我们要找的“鬼佬”大盗?当下,详细询问小周的相貌、口音,以及所有能回想起来的有关小周的情况。郭氏搜寻记忆,却提供不出更多的内容。龙显然换了一个角度,问郭氏是否听说过“粤韵雅阁”包括魏复祥在内八名东伙离开番禺后的情况。郭氏最初的回答是“没印象”,即将结束谈话时,突然想起一个模糊的细节,说前年或者大前年,她曾听东涌路的牛老大说起过,在广州的某条马路(具体地名她记不清了)上,看见人行道边的宣传画廊里贴着公安局的布告,上有被捕特务的照片,牛老大说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人像是粤菜馆里的跑堂小周。
牛老大随即被请到派出所。这人本名牛菊生,干的职业也跟牛有关系--开着一家铺子,专门出售熟牛肉。郭氏当时的差使之一,就是每天提着一个上面蒙着挡尘白布的竹篾生漆食盒去“牛老大熟食铺”把预订的熟牛肉拎回来。
牛老大原是在码头上装卸货物的搬运夫,后来闪了腰不能再负重,就改行卖熟牛肉。别看他五大三粗,络腮胡子,使人见之易产生“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联想,其实他脑子一点儿不笨,居然自己琢磨出了一种特殊的烹饪牛肉的方式,一经推出,立刻受到街坊们的追捧。魏老板品尝更是赞不绝口,宣布今后粤菜馆供应的熟牛肉一律从牛菊生的无名小铺进货。这就等于为牛菊生打了一个效果极佳的广告。老牛再次发挥他聪明才智,请人制作了一块字号招牌,曰“牛老大”。从这以后,人们也就以此称呼,牛菊生的本名倒无人提起了。
现在,已经退休的牛老大像一头驯顺的老绵羊一般坐在侦查员面前--他老爸曾是粤西老家里的地主,尽管这地主有点儿名不副实,也就比富农多了几亩地,而牛老大少年时代就已离老家,到城市谋生去了。但牛老大没有如实向政府说明这个情况,谎称其系贫农出身,待人家查清楚,老实不客气地给他戴上了一顶“地主崽子”的帽子。听侦查员问他这几年是否去过广州市区,他马上解释:“大前年……哦,就是54年夏至日那天我去过省城,是去看腰伤老毛病的,当时政府还没给我戴地主帽子,我是能自由行动的。”
侦查员示意他不必紧张,警方并非来找他麻烦的,而是了解些情况,遂将郭氏之语提了提,牛老大承认,小周的照片是他亲眼所见,至于照片下面写的什么、他大字不识一箩筐,那就看不懂了、听旁边人说好像是“刑事犯罪分子”,肯定要判刑的。
专案组认为,如果牛老大没有认错人,那他提供的这个情况大抵就能成为一条线索了。于是,当即返回广州。
要查摸宣传画廊这事儿,侦查员不必往其他单位跑,找市局办公室即可。那时,公安局并未专设宣传部门,而公安条线的情况基本不会登报或者在广播电台宣传(电视台尚未开张)。即便是出于政治需要,向社会公布某案件或者个别罪犯的案情,也不是公安局自己写稿,而是由市委或省委宣传部指定报社、电台派记者来公安局采访,写了通稿,报纸、电台一起使用。公安局出面接待的部门是办公室(初解放时称“秘书科”),指派某个科员引领记者前往相关业务部门就是。
至于牛老大所说的“宣传画廊”,一年也难得有一两次,名义上是公安局与市委区委宣传部门联合办的,其实公安局只提供照片和材料,具体操办都是宣传部门的事。此刻侦查员向市公安局办公室一打听,对方马上想起,说那是1954年6月的事儿。那个时间段,公安机关正在进行旨在“内防外堵,构筑铁篱”的专项行动,陶书记(即陶铸,当时的职务是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指示,要把广东省尤其是广州市公安机关牢牢把守祖国南大门的事迹在社会上作一个宣传:挑选一些典型案例,分门别类推出几期图文并茂的街头宣传栏,对境内罪犯企图偷渡、境外敌特意潜人形成震慑。
市局办公室有一个自设的资料库,建局以来所有活动的资料都完整地保留着。资料显示954年6月下旬牛老大在永汉路(1966年改名北京路”,沿用至今)看到的那期宣传画廊是市公安局配合“内防外堵,构筑铁篱”专项行动推出的四期宣传专栏中的最后一期,该期挑选了最近半年内广东省公安厅协助全国数省市查缉隐藏或潜逃广州及广东省另外的地方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十八起案件,牛老大如果没记错时间的话,他所说的小周应该就在这些照片之中。结合“粤韵雅阁”女佣郭氏的回忆,跑堂小周听得懂“鬼佬话”,而“鬼佬”大盗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那这个小周就能和眼下“101专班”的目标对上号了。
可麻烦的是,1954年那次宣传活动的资料中,涉及十八起案件的三十七名犯罪分子,其中并没有一个姓周的--“粤韵雅阁”的特务员工用的都是化名,面对这些照片,侦查员们不免茫然,其中哪个是所谓的小周,或者说哪个是“鬼佬”大盗?没别的办法,只能请见过小周和“鬼佬”大盗的两位证人前来辨认。龙显然随即下令,派车把下榻于佛山大酒店的外商罗伯特先生和番禺的郭氏接过来;同时,从市局政保处调取这三十七名案犯被捕后在看守所留下的指纹拓印卡片,与4月25日“鬼佬”大盗在番禺“首都饭店”作案后丢弃的客房钥匙牌上的指纹进行比对。
当天下午4时许,上述两项工作顺利完成。罗伯特和郭氏对三十七张照片的辨认结果均指向同一个人,而此人的指纹与钥匙牌上的指纹一致。至此,专案组已经可完全确认,当年“军统”广州站在番禺的秘密据点、代号“B65”的“侨乡小组”特务之一小周,就是“鬼佬”大盗无疑。
广州市公安局的刑事案卷显示,番禺“粤韵雅阁”的跑堂小周,线年出生于广州市的一个五金商人家庭。六岁时,其父赖福升因买彩票上当受骗破产,遂将五金店盘出,带着还清欠债后所剩无几的钱款,携一家老小前往上海谋生。
赖福升早年曾在香港一家英国人开的洋行做过跑街(推销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能想象,这样的角色脑子通常是不笨的,只要不是对财富过于贪婪(诸如鬼迷心窍、投资彩票),就不至于混到过不下去的程度。来到上海之后,他在公共租界租了一处狭小的住处,开始盘算今后如何过日子。发财暂时不敢去想了,先把一家几口的生活维持下去吧
盘算下来,自己的优势有三:一是通晓英语,二是懂的怎样做生意,三是他们全家都入了天主教。在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具备这三个优势,只要脑子没什么毛病,不可能过苦日子。于是,赖福升心里有了主意。
次日,赖福升就上街溜达,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六马路(旧时沪上坊间对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东路、北海路的称谓),这六条在公共租界所有的商业街一条条跑到,了解街上各家洋行是否有意招收员工,面试自己能胜任的职位。他的特长摆在那里,光一口流利的英语和那副典型的经理人气质,内行人一看就清楚。当天,就跟一家出售洋油(煤油)的美国洋行签了合约,成了一名跑街先生。
赖福升对这一行并不陌生,尽管要推销的商品不同,但推销方式大同小异,只要摸清规律,做成生意并不难。况且当时上海滩大片地区尚未通电,或者虽然通了电,但仍有众多装不起电灯(即便装了,也无力支付电费)的贫困市民,油(煤油)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因此,也就过两三个月,赖福升的营销业绩就令洋行老板惊叹不已。
谋生问题解决后,赖福升就要考虑一对孩子的学业了。当时,外国教会在上海租界投资办教会学校,在租界内工作和居住的外籍以及华人教友的子女可入学读书,还免费供应午餐。赖福升夫妇就把女儿和儿子送去,顺利通过入学考后,姐弟俩就成了教会小学的学生。小学毕后,两人又相继升入教会初中。
就在赖安佛升入初中那年,爆发了“七七变”和“八一三事变”。赖福升倒是有爱国心,参加了租界华人自发组织的“公共租界民众抗日前线支援会”,他有驾照,被分派到运输队,驾驶汽车往前线运送民众捐赠的物资。可惜没干得几天,在一次运输途中遭遇日本军机的空袭,又是投掷炸弹又是机枪扫射,赖福升不幸中弹身亡。
如此,赖家就断了生计。这时赖安佛的姐姐已经出嫁,丈夫祖籍广东,随家人去了香港,又辗转到南洋经商,回国后在上海开了家公司。姐夫认为上海从此不会太平了,建议一家人去香港,把小舅子也带去,可以给他安排一份工作。不知赖安佛当时是怎么想的,婉拒了姐夫的好意,坚持要留在上海。家人劝不动他,只能由他去了,他母亲也和女儿女婿一起去了香港,留他一个人在上海。好在日本人还没占领租界,他在租界里以打零工为生,勉强还过得下去。
1941年12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境沦陷。赖安佛开始感到日子不好过了,才想起来去香港,谁知香港很快也被日军占领,他跟母亲和姐姐、姐夫的联系就此中断,后来再也没能续上--当年12月18日,日军进攻香港,姐姐、姐夫全家均在日军的炮击中罹难,之后,赖安佛就在上海滩四处奔走,混迹江湖,直至上海解放。像他这类人假如没有户籍的话,放在解放后,那就是无业游民。但赖安佛有原公共租界的户籍,房东也同意他继续居住。
旧时上海的租房市场有个规矩,房客租房时立把一笔双方商定的钱款押在房东那里,称为“顶金”。房客只要按约付租金,房东无权将其驱逐。如果房租上涨,原房客有优先选择权。房客退租,房东同时也要退还“顶金”,如若当初的“顶金”不是纸钞,而是银洋或黄金,则需按照市价折算或者原物奉还。赖安佛的父亲租房的“顶金”是黄金,这么些年下来,金价上张颇多,房东不论是还黄金还是折算现钞,都觉的不舍,因此他也并不愿意赖安佛退租离开。
至于谋生,据赖安佛交代,平时主要是做些散客生意,赚点儿中介费;没生意可做,就给船、机器厂翻译一些技术资料(他在教会学校读书,通晓英语),有时沪上店家搞展销活动,出售外地不知哪个旮旯里运来的土特产,也会叫去充任临时营业员,专门向那些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兜售;另外,他还做英文家教、溜冰教练、拳击陪练,还做过电影公司的龙套演员……总之,这是个万金油的角色,谋生手段五花八门,甚至客串过绿林好汉。他之所以在广州落网,就是因为抢劫。
赖安佛是在上海作下的抢劫案,为何会在广州被抓?这个,相关材料上的记载语焉不详,只说他是越狱脱逃。赖安佛在广州火车站被巡逻民警认出--印有他照片的协查通报已经发到广州,三位民警早就烂熟于心,当场将其摁倒在地,不容分说扣上手铐,押解到派出所。
按当时公安机关的规定,只要查明确是逃犯,且无在本地犯罪的证据,本地警方是无权讯问的。于是,车站派出所将其押送市局看守所,由市局专门负责协查外埠逃粤案犯的临时部门“外省逃犯协查组”跟案发地警方联系,由对方派员将案犯押解回去。因此,广州市局的资料库里并无关于赖安佛的犯罪情况。
专案组侦查员翻阅过赖安佛的材料,都有一个疑问:这家伙没交代曾在番禺化装饭馆跑堂,给“军统”干过活儿吗?
再看上海市公安局的协查通知,上面只写着赖安佛是一起重大抢劫案的逃犯。看来,赖安佛把自己的特务历史隐藏得很成功。按说赖安佛被押解回沪,就其所犯罪行,判刑应该不轻,可距今不过三年,这主儿怎么就再次在广州出现,而且连续作下了更严重的连环抢劫案,成为“101专班”的目标?
案情上报至“101专班”总指挥李志杰副厅长,李副厅长与王宁厅长交换意见后,命令专案组派四名侦查员坐飞机前往上海,调查赖安佛的下落;如果该犯在广州作案后已逃回上海或周边地区,则就地展开侦缉。同时,以广东省公安厅的名义发函上海市公安局,请求给予最大的协助,力争尽快把其逮捕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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